摘要

關于近期司法裁判對“交易型售后回租”融資租賃業務“名租實貸”的判斷觀點，應首先注意，車輛是否辦理轉移登記不應成為判斷所有權轉移以及業務性質的決定因素。對該類業務的性質判斷核心，應在于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其中購買環節的支付對象、不恰當的抵押登記、租賃物是否實際轉移、是否辦理轉移登記等可能成為影響司法機關判斷的綜合性因素。“交易型售后回租”在近期可能面臨更為嚴格的監管態度，相關企業在經營中應注意法律風險的防范。

一、近期司法裁判對“交易型售后回租”融資租賃性質的否定觀點

（一）汽車融資租賃中的“交易型售后回租”模式

在汽車融資租賃行業的實踐中，多采取“交易型售后回租”的經營方式：即車輛買受人在購買車輛的過程中，與融資租賃公司簽訂“融資租賃合同”，約定由融資租賃公司向銷售方支付價款。在車輛買受人獲得車輛所有權后，向融資租賃公司轉讓車輛所有權，然后回租車輛。在該過程中，通常不辦理車輛所有權的轉移登記，有時還會存在對該車輛以融資租賃公司為抵押權人辦理抵押登記的情況。

（二）“奔馳融資租賃案”中法院的否定性觀點

“交易型售后回租”未辦理轉移登記以及將款項直接支付于銷售方的形式，與典型的“售后回租型”融資租賃的交易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在最近的司法實踐中也受到了的否定性評價。

1.“奔馳融資租賃案”的基本事實

在近期受到廣泛關注的“奔馳融資租賃案”（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浙02民終3147號民事判決書）中，毛某某（承租人）因購買車輛與奔馳租賃公司簽訂《融資租賃與保證合同》，約定：奔馳租賃公司向毛某某購買已從賣方處購買的車輛并將其回租給毛某某使用，毛某某同意向奔馳租賃公司轉讓車輛的所有權；毛某某向賣方支付約定的預付款后，奔馳租賃公司將購買價款轉入賣方指定賬戶；合同項下毛某某向奔馳租賃公司支付的全部還款金額由融資成本總額和融資費用總額構成。同時，奔馳租賃公司還與毛某某簽訂了《抵押合同》，約定：抵押物是《融資租賃與保證合同》項下得到融資的車輛。毛某某購買涉案車輛后取得機動車登記證書，車輛登記在其名下。隨后該車輛進行了抵押登記，抵押權人為奔馳租賃公司。后毛某某未支付還款，遂成訴。

2.法院觀點：“名租實貸”

該案一審法院認為：車輛系需要登記的不動產（注：一審判決原文），實際所有權并未轉移。奔馳租賃公司將購買其余價款轉入賣方指定賬戶，并將承租物設定了抵押權，該合同本身應屬抵押借款合同，屬民間借貸的法律關系。經向奔馳租賃公司釋明，由于其不同意按民間借貸法律關系處置本糾紛，故其按融資租賃合同糾紛主張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本案二審法院保持與一審法院基本相同的裁判觀點，并駁回上訴。

該案中法院的判決顯然對現有該行業當中常見的業務形式作出了否定性評價，而“名租實貸”的觀點若受到司法機關的逐漸普遍承認，則將會對汽車融資租賃行業產生重大的影響，進而可能造成整個行業經營上的違法性風險。

二、司法實踐中“交易型售后回租”性質認定標準的歸納

在該案中，除了一審將車輛稱為“不動產”的明顯錯誤外，該判決的論證依據當中存在較多未展開之處。對此，我們結合近年來的典型案例，對“交易型售后回租”性質的判斷標準進行歸納分析。

（一）車輛是否進行轉移登記不應成為交易性質判斷的基礎

1.根據立法規定，車輛所有權的轉移不以轉移登記為生效要件

《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等的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該條款與原《物權法》第二十四條內容一致）。因此，在車輛所有權的轉移效力上，仍應以交易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為基礎，這已經獲得司法機關和理論學說較為統一的認識。因此，該案中法院以車輛所有權未轉移為由認為雙方之間的融資租賃關系不成立，在論證基礎上存在值得商榷之處。

2.融資租賃中非典型轉移方式的效力應得到承認

有法院認為，在汽車融資租賃交易中，《融資租賃合同》《車輛買賣合同》等文件已足以證明出租人與承租人轉讓車輛所有權的意思表示及轉讓條件、方式。雙方選擇占有改定的方式合法有效，未辦理轉移登記也并非案涉車輛所有權轉讓的生效要件（參見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川民再309號民事判決書）。此類觀點可以表明，對類似“奔馳融資租賃案”中通過占有改定方式進行的所有權變更，并不因未登記而不產生效力。此外，也有法院認為，涉案車輛雖登記在承租人名下，但當承租人出具《所有權確認函》時，可確認車輛實際所有權人為出租人（參見上海金融法院（2021）滬74民終23號民事判決書）。

由此可見，車輛所有權轉移中的交付在形式上并不局限于典型的交付方式，如果能夠從雙方意思確定轉移該車輛所有權的真實意思，也應當承認該種轉移的效力。進而，在判斷“交易型融資租賃”的性質和效力中，車輛是否辦理轉移登記也不應成為決定因素。

（二）“交易型售后回租”實質性質的判斷核心在于雙方真實意思

對于實踐中復雜多變的融資租賃形式，現有司法觀點開始更多地關注于法律行為背后隱含的真實意思表示。對此，應當“注意處理好民商事審判與行政監管的關系，通過穿透式審判思維，查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探求真實法律關系。”（參見《九民紀要》引言）

對于擔保與借貸之間關系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不應受制于當事人之間簽訂合同的外觀和名稱，而應由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和合同的實質內容來決定，只要確認雙方當事人就借貸問題達成了合意且出借方已經實際將款項交付給借款方，即可認定債權債務關系成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128號民事裁定書）。因此，單獨的憑借車輛所有權已轉移至出租人的理由，還不能完全確定該類業務的性質。

（三）影響“交易型售后回租”中雙方真實意思判斷的可能因素

1.購買環節的支付對象可能影響性質的認定

在“售后回租型”融資租賃中，承租人向出租人購買租賃物是認定雙方關系的重要因素。有觀點認為，融資租賃合同的簽訂不能完全證明雙方間的法律關系，若缺少出租人實際購買租賃物的環節，則難以對雙方之間融資租賃關系進行認定（參見遼寧省撫順市新撫區人民法院（2018）遼0402民初681號民事判決書），結合該類案件的背景，其中“實際購買租賃物”環節，應當在于強調雙方真實的資金往來與租賃物轉移，進而如果（像“奔馳融資租賃案”中）出租人的支付對象不為承租人時，則可能會影響到對該種交易性質的判斷。

2.不恰當的登記極易增加司法機關的抵押貸款性質印象

作為特殊動產的車輛，其登記內容是認定主體之間法律關系的重要標準。有法院即認為：在融資租賃中，若雙方向車輛管理部門提交出租人將車輛抵押而非買賣的合同，則雙方行為更符合抵押貸款的法律要件（參見遼寧省撫順市新撫區人民法院（2018）遼0402民初681號民事判決書）。這也同“奔馳融資租賃案”中所反應的情況類似。

3.租賃物是否實際交付可能影響到對融資租賃關系的認定

《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從事售后回租業務的金融租賃公司應真實取得相應標的物的所有權。標的物屬于國家法律法規規定其產權轉移必須到登記部門進行登記的財產類別的，金融租賃公司應進行相關登記。”

可以推論，租賃物客觀存在且所有權由出賣人轉移給出租人系融資租賃合同區別于借款合同的重要特征（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286號民事判決書），虛假的租賃物交付將會導致法院產生借貸關系的認識傾向。如有法院認為，如果承租人沒有收到租賃物，只是簽訂了租賃物交接書，融資租賃法律關系不成立，雙方應構成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參見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湘02民終1435號民事判決書）。

4.未辦理轉移登記仍將影響“交易型售后回租”的性質

雖然車輛所有權的轉移并不以登記為生效要件，但在雙方僅簽訂協議而未進行轉移登記的情況下，可能影響到法院對雙方真實意思的判斷。如有法院認為，融資租賃合同的一個重要表征是出租人購買租賃物取得所有權，在車輛始終登記在承租人名下的情況，出租人主張其與承租人之間是售后回租的融資租賃合同關系缺乏依據（參見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閩民申3888號民事裁定書）。反向角度上，另有法院認為，由于機動車涉及公共安全，國家對機動車管理實行實名登記制度，故保持登記權利人和實際權利人的一致性，是機動車所有人正確履行法定義務的必然要求。僅以登記權利人作為認定機動車所有權人的唯一標準雖有不妥，但并不影響融資租賃公司的實際權利（參見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皖民申782號民事裁定書）。

（四）“交易型售后回租”性質中實質的矛盾

可見，在“交易型售后回租”中存在的主要矛盾點是：車輛轉移形式本身的合法性和自由行與綜合因素對整體交易形式性質判斷的影響。

在“奔馳融資租賃案”所體現的交易形式中，雖然雙方達成了車輛購買條款，行為上也符合了車輛所有權轉移的客觀要件，但是：第一，承租人并未實際向出租人購買該車輛，而是將款項直接支付給車輛的銷售方，雖然在法律關系上，車輛的購買方仍為承租人，出租人僅為第三方支付的主體，但顯然缺少了出資人直接向承租人購買租賃物的環節；第二，雖然雙方簽訂了《融資租賃與保證合同》，但出租方并未辦理所有權登記。相反，雙方簽訂了《抵押合同》并進行了抵押登記，較明顯地體現出了抵押貸款的特征；第三，承租方與出租方雖然簽訂了《融資租賃與保證合同》，但支付對象為車輛銷售方，且始終并未真實的取得租賃物，這也可能產生對該交易性質的影響。

綜上，在“交易型售后回租”的交易形式中，承租方與出租方在購買環節的支付對象、抵押登記的設立、租賃物的交付方式、未辦理轉移登記等因素，可能綜合性地影響到法院雙方真實意思的認定，進而最終產生對其融資租賃性質的否定。

三、“交易型售后回租”可能面臨的監管限制與法律風險

（一）近期可能受到監管上更為嚴格的限制

2020年5月26日，中國銀保監會發布《融資租賃公司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其中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融資租賃公司開展融資租賃業務應當以權屬清晰、真實存在且能夠產生收益的租賃物為載體……”第八條規定：“融資租賃公司不得有下列業務或活動：……（二）發放或受托發放貸款……”，明確了對融資租賃公司在經營中租賃物產權明晰性和真實性的要求，同時在原則上禁止融資租賃公司發放貸款。

在本暫行辦法頒布前后，各地監管機關對“名租實貸”的問題進行了重點關注。2019年12月2日，河南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開展非持牌住房置業擔保公司和車貸擔保公司等機構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對全省未取得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但實際上經營融資擔保業務的汽車消費貸款擔保公司等機構進行全面排查。2020年8月12日，山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部分融資租賃公司涉嫌違規開展業務的風險提示》，對行業中“以融資租賃業務名義實際從事發放汽車抵押貸款業務”的問題進行了警示。2021年3月9日，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規范融資租賃公司汽車融資租賃業務的通知》，要求融資租賃公司不得以車輛售后回租或其他形式變相開展個人抵押貸款業務，不得在業務宣傳中使用“以租代購”“汽車信貸”“車抵貸”“車輛貸款”等語義模糊或不屬于融資租賃業務經營范圍的字樣，不得為客戶提供或變相提供融資擔保服務。2021年2月1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布了《上海市融資租賃公司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預計在近期也將會對于該行業發布正式的監管辦法。

因此，“交易型售后回租”業務在近期可能面臨更為嚴格的監管限制，若現有經營方式遭到司法普遍性地否認，可能導致監管機構相對應地將該類業務列入禁止經營的范圍。

（二）現有經營方式可能觸及非法經營罪等罪名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非法經營罪”規定，若“交易型售后回租”的經營形式被認定為抵押借貸，由于融資租賃公司通常不具備經營金融借貸的相關資質，即可能會觸及非法經營罪以及其他罪名。例如，2019年12月，上海某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因“名租實貸”等事件涉嫌詐騙，被立案偵查。

（三）可能面臨民事權利的劣后或難以主張

若法院否定“交易型售后回租”的融資租賃性質，將導致出租人對車輛所有權的喪失，產生無法對抗善意第三人的問題（參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魯民申110號民事裁定書）。在訴訟過程中，若法院將該類業務認定為民間借貸，則應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268號民事裁定書）。然而，出于合規性要求和監管限制，融資租賃公司在司法爭議中可能難以主動承認該類交易的抵押貸款性質，最終造成法院對以融資租賃類為案由的起訴予以駁回。

四、“交易型售后回租”業務法律風險的應對建議

雖然現有法律法規中對“交易型售后回租”尚未有針對性規定，但已有司法判例和監管要求表明該類業務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針對現有問題，我們提出以下應對建議，以供參考：

（一）確認租賃物實際存在并及時辦理產權轉移手續

融資租賃公司需嚴把風控，確保租賃物為實際存在之物并及時辦理產權轉移手續，確保在融資租賃合同簽訂后租賃物能夠實際進行產權轉移。

（二）避免抵押登記的設立

在對車輛進行回購過程中，應當避免抵押登記的設立，明確所有權轉移登記的設立，防止該類經營中抵押貸款影響因素的出現。對暫時無法辦理所有權轉移登記的情況，也應當首先通過合同確定出租方的所有權。

（三）避免向銷售方直接支付融資款項

在經營當中，應確保融資款項向承租人（買受人）的直接支付，避免向汽車銷售方直接支付融資款項。在承租人（買受人）資金短缺的情況下，也應考慮采取購買車輛后直租的方式。

（四）確保租賃物的特定化與實際價值的相當

對租賃物難以特定化、實際價值過低等情況，也有法院認為出租人一開始便并無取得租賃物所有權的意愿，進而將該種行為認定為借貸。對此，融資租賃公司應從業務開展的初期即確定特定的租賃物，并保證實際價值與融資金額的相當。

王家駿

法學博士

專長領域：金融保險、公司商事、證券及資本市場

郵箱：jason.wang@sg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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