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18年，我縣受害人劉某從河北保定經營二手車的張某處購得冀H8E583寶馬車一輛，劉某與張某簽訂車輛轉抵押協議一份、個人抵押借款協議一份，并取得張某提供的還款承諾書、機動車行駛證復印件和車主王某某身份證復印件。經查明，該寶馬車輛由車主張某于2017年年底將該車通過河北某汽車銷售公司擔保抵押至中國建設銀行保定行政支行。

犯罪嫌疑人錢某，原為河北某汽車銷售公司的貸后部門負責人，2017年11月份，該汽車銷售公司與錢某解除雇傭關系，由于錢某在該汽車公司銷售汽車時，該寶馬車輛經其負責抵押擔保并銷售，錢某知曉該車輛的基本情況。2018年1月份，錢某通過微信群獲取了該寶馬車在我縣的詳細信息，遂安排楊某和另外一個人（待查明）一塊到絳縣某小區，將受害人劉某家車庫大門撬開，將該寶馬車盜走，在逃跑的過程中，錢某撥打運城市公安局110指揮中心報警電話謊稱其是河南鄭州擔保公司的人，從絳縣開走一輛寶馬轎車，2018年2月份，錢某經提前聯絡，將該寶馬車送至河北某汽車銷售公司，并向該公司索要錢款5萬元。

經查，河北某汽車銷售公司從未委托或指派錢某尋找、追回寶馬轎車。

調查與處理：

錢某涉嫌盜竊案，由受害人劉某報案至絳縣公安局，公安局立案后向我院提請逮捕，我院于近日依法批準對錢某的逮捕決定，現該案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法律分析：

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公私財物的行為。

盜竊罪侵犯的客體為公私財物的所有權，一般指動產而言，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大權屬特性。從客觀方面來講，盜竊罪表現為行為人違反被害人的意愿，將他人財物轉移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一般而言，盜竊具有秘密性，即秘密竊取，該手段不能局限于嚴格意義上的秘密竊取，只要行為人竊取的手段，其自認為不被受害人發覺即告成立。錢某的行為表現為其在得知寶馬車輛為絳縣劉某所占有后，通過其它手段得知車輛的具體位置，在某晚時分，雇傭楊某和另外一個人（待查明）一塊到絳縣某小區，將受害人劉某家車庫大門撬開，將該寶馬車盜走。從其行為來看，完全符合秘密竊取的特征。

從其主觀方面來看，盜竊罪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錢某與本案被盜寶馬車輛沒有任何關系，唯一的聯系乃錢某曾經供職于河北某汽車銷售公司，且全程參與了該車輛的手續辦理工作以及車輛的后續先期抵押轉移情況，錢某對該寶馬車輛的了解具有他人不能比擬的先天優勢。受害人劉某從張某手中取得了該車輛的抵押權，且合法占有該車輛，雖然其沒有盡到善良的注意義務，主要為沒有核實該車輛真正的所有人，是否為盜搶車等，但不能據此否定其對車輛的合法占有，即便現在沒有合法依據，事后取得占有人同意追認的，也認為是合法占有。公民之間的占有糾紛應當通過合法的渠道來解決，況且從我國的法律出發，動產的物權變動以 “交付”為完成轉移的標志，劉某、張某從車主王某手中取得車輛的抵押權，不能排除合法取得的可能，該車輛的抵押權未經登記確認，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錢某取得該車輛的抵押權后，依法占有該車輛，取得對張某的債權，并附屬取得抵押權，該抵押權未經登記，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但抵押權成立本身并不受是否抵押登記影響，該抵押權在劉某與張某簽訂抵押合同、占有寶馬車輛后已經成立。縱觀錢某的主觀目的，其雖然得知該車輛的基本信息為抵押狀態，涉案價值大，但其本人與本案的劉某、張某以及車主王某之間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關系，即錢某完全是獨立的第三人，其通過微信等手段，通過專業的微信群，尋找到抵押車的準確位置后，擅自雇傭楊某等人，在晚上，采取破壞性的手段，撬開劉某家的車庫大門，將與其沒有任何關系的寶馬車盜走，后經查實，河北某汽車銷售公司，與錢某解除雇傭關系之后，沒有委托錢某追回該車輛。錢某在取得該寶馬車輛之后，沒有及時找到買家，而是與其原來供職的汽車銷售公司取得聯系，因寶馬車輛價值較大，且現階段公司銷售的特征，車主王某取得該車輛時并沒有全額付款，而是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因此汽車公司為減少損失，不得已同意支付錢某5萬元，錢某將寶馬車輛交付該汽車公司。

錢某在盜竊成功之后，其為規避法律的制裁，首先報警，并將車輛的盜竊行為淡化為河北某汽車銷售公司與受害人劉某由經濟糾紛，其代表公司將劉某的車輛開走，其報警手段乃企圖規避法律懲罰的事后行為，其沒有認識到其本人與該案的中的當事人沒有任何法律關系，安全是第三人，當其得手后，企圖取得公司的事后追認，但事實證明其是徒勞的，其本人辯解說寶馬車輛是經過其手而處理的，其有職責追回車輛，但沒有認識到本人在經歷該車輛的銷售時乃職務行為，該寶馬車輛銷售后幾經轉手，與公司、錢某沒有直接的關系，況且錢某在銷售車輛、辦理抵押手續時，已盡到最大的注意義務，即便退一步說是職務行為，其代表公司追回車輛后也不應當索要5萬元酬金，因此其辯解不具有說服力。

綜上所述，錢某在與汽車銷售公司解除雇傭關系后，利用其本身經手該車輛的便利條件，以非法占有、取得利益為目的，未經公司允許，擅自雇傭第三人，秘密竊取受害人劉某占有的寶馬車輛，造成受害人劉某喪失對該車的占有，劉某的債權處于不能實現的危險之中，切實造成了劉某的損失。基于本案盜竊數額的認定，不能簡答認定為錢某獲取的報酬5萬元，也不能簡單認定為劉某的債權損失，只能按照被盜竊車輛的評估價值來計算。因此錢某盜竊寶馬車的行為依法已經涉嫌構成盜竊罪。

典型意義：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法律制度還不算完善，現實生活中的糾紛不能完全包含于法律之中，這便是法律的滯后性。市場經濟乃商品經濟、交易經濟、流轉經濟，尤其是動產的交付規則制度，直接與人民群眾的生產交換息息相關，因此對所有權的保護及其重要。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對于大額的動產交易要更加注意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首先，車輛抵押、再抵押不能因噎廢食，這是市場經濟的需要，更是人民重要的融資手段，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抵押等制度設計，所以我們要正確的認識車輛抵押的這一情況，盡管在實際生活中，產生了很多矛盾，但其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其次，我們要增強法制觀念，盡到善良的合理的注意義務。雖然動產所有權的變更采取交付來完成，但未經登記是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對該動產的主張的，因此，我們在流轉較大價值的動產的時候，我盡到注意義務，即抵押人是否取得車主的同意，是否有授權委托書等書面材料，該車輛是否已經登記抵押，該車輛是否為盜搶車輛，如果明知為盜搶車輛而抵押，還可能涉嫌構成銷贓類犯罪，這都是我們在實際生活中要注意的。

最后，糾紛的解決要通過合法的途徑。法律途徑本身費時費力，當事人一般不采取公立救濟的手段，本案中，公司即便委托錢某追回該車輛，錢某的行為也構成盜竊罪，因為占有本身屬于所有權的一種，后者如盜竊回自己被司法機關扣押車輛的，也構成盜竊罪一樣。這是法律要調整的社會秩序，保護合法占有人的權力，鼓勵人們通過合法的渠道來解決彼此之間的糾紛，私立救濟，除非情況緊急，否則不能一概而論述為合法，即超出私立救濟的承受范圍也可能構成犯罪。

本案中，汽車銷售公司的損失，完全可以通過合法的途徑來取得，即錢某在找到該車輛后，與公司取得聯系，經公司初步授權后，及時向當地的公安機關、人民法院提出起訴，并適時進行財產保全，因受害人劉某的抵押權未經登記，因此其不能對抗汽車銷售公司已依法設立并登記的抵押權，該公司的損失完全可以通過法律的途徑來針對這輛寶馬車輛優先授償，劉某只能在汽車公司授償后，針對該寶馬車輛惡剩余價值進行授償。只要通過合法的手段，本案各方當事人才能更好的維護自己的權益。